从“三聚氰胺”到“奶精奶粉”：为何食品安全造假总在重演？
“喝点好奶粉吧，咱们家这个奶粉是纯牛奶粉”——这句在电商直播间里极具诱惑力的承诺，背后可能是河南省中牟县出租屋内用麦芽糊精、植脂末和固体饮料混合而成的“奶精淀粉混合物”。近日，央视曝光的这起涉案金额超600万元的假奶粉案，不仅撕开了网络销售伪劣奶制品的黑产一角，更以一种触目惊心的方式，揭示了当前特定消费领域监管的深层漏洞与信任危机。当成本低廉的植脂末披上“进口高端奶粉”的外衣，以近乎零营养的实质危害婴幼儿与老年人健康时，我们不得不追问：假奶粉猖獗，究竟说明了什么？
当“奶精加淀粉制作假奶粉”的新闻再次冲上热搜，一种沉重的似曾相识感扑面而来。从2008年公然添加非法化工原料三聚氰胺的“毒奶粉”，到2024年用植脂末和麦芽糊精冒充全营养奶粉的“假奶粉”，十六年间，手段在翻新，平台在迁移，但针对基础食品进行彻底造假、谋财害命的罪恶本质，却从未改变。这两起跨越时代的标志性案件，以惊人相似的方式敲响警钟：我们的食品安全防线，是否真的从过去的灾难中筑起了足以抵御新威胁的永久工事？
对比两起案件，造假者完成了从实体渗透到网络肆虐的“转型”。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在正规工厂，通过供应链污染真原料；而“奶精奶粉”则始于出租屋黑作坊，借助电商平台和伪造文件，直接生产全假产品并销往全国。犯罪场景变得更加分散、隐蔽、链条化。
然而，其核心逻辑一脉相承：利用食品（尤其是婴幼儿口粮）必需、高频、信息不对称的特性，以极低成本模仿关键感官指标（如蛋白质含量、香气、颜色），肆意践踏安全底线，攫取暴利。当造假目标从“在真货里掺假提升指标”演变为“用无营养废物完全替代真货”，其主观恶意和对社会信任的破坏性，实则更为彻底。
然而，面对升级的犯罪，监管的应对却暴露出重复的短板。两次事件都非由常态化的主动监管机制率先发现——三聚氰胺因婴儿集体肾结石才被追溯，“奶精奶粉”则因警方偶然闻到“浓烈异香”而揭盖。这凸显了对源头黑作坊、新兴电商渠道及虚假文件认证的日常监管，仍存在巨大盲区。
更重要的是，惩罚的威慑力仍遭质疑。三聚氰胺事件虽有多人伏法，但巨大的经济利益仍驱使后来者铤而走险。本次假奶粉案主犯被判重刑，能否彻底斩断其背后的原料供应、包装伪造、刷单推广的完整黑产链？若制度不能系统性地抬高犯罪成本、压缩生存空间，仅靠个案严打，恐难杜绝“按下葫芦浮起瓢”。
食品安全管理工作涉及多个部门，事关多个主体。这一事件中，电商平台不应该是造假者的“避风港”。应建立类似美国《消费者告知法案》的机制，对高频次、高金额销售特定敏感食品的商家，进行穿透式主体身份与资质核验，并定期复核。平台必须为审核失察承担连带责任，倒逼其利用大数据主动筛查“异常交易”（如单一产品短期爆发好评、物流信息集中等）。
从三聚氰胺到奶精奶粉，我们付出的代价已经足够沉重。它深刻说明，食品安全管理不能再是追随犯罪脚步的“亡羊补牢”，而必须是预见风险、系统设防的“未雨绸缪”。（作者系亦广咨询首席研究员、湖南省食品质量安全学会专家、长沙现代食品创新研究院企业咨询策划专家 孙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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